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简介

历史沿革

发端 d5;8Rf7=1wQ,-7J

1916年，北京大学在国内首设社会学班，邀请1915年被聘至北大法制史的康宝忠讲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28年，曾执掌北大的蔡元培在刚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将社会科学研究所确立为首批成立的几个研究机构之一。从此，社会学在中国各主要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中开始生根一起成长。从国立大学到教会大学，社会学在不同的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成长，深刻体现了早期中国社会学人致力于重新研究中国社会与文明传统的共同抱负与努力。在20世纪早期社会学学科化的努力中，首创社会学系的燕京大学开始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宗旨，开创出独特的社会学燕京学派。 I54Jr5.8q05=1K

1918年，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社会调查》一文，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首倡实地社会调查的学风。以陶孟和，许仕廉，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人试图通过调查和社区观察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20年代促成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第一拨实地调查的高潮。 V8:1lD8=2cz8:4G

与社会调查相呼应的是社区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蓬勃开展。燕大社会学家吴文藻综合英美社会学的传统，以“社区研究”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开端。这一努力和曾任教北大哲学的梁漱溟先生倡导的乡村建设风潮从两个最重要的面向影响了当时的“社区研究”。 08=6e05~2DL2?1A

蓬勃开展的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为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提供了深入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开始接受社会学的熏陶。日后为北大社会学奠定学术根基的费孝通，瞿同祖，李安宅，林耀华等诸先生，也正是在开风气之先的燕京大学培养了社会学的旨趣。 X7.40v1+5Wa2.8r

（一）社会学学科的创设 a1.7LT1;,ao,-9v

1919年燕京大学在北平成立时，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即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社会学系，步济时成为首任系主任，而6名教师均为美国人，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燕大社会学系从1924年开始陆续聘任中国社会学者。许仕廉，李景汉，严景耀等陆续在1924至1925年进入燕大社会学系执教。20年代末，言心哲，杨开道，吴文藻也受聘燕京大学。 a5-3ku88FI7!5v

1926年，许仕廉成为燕大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并在次年创办《社会学界》年刊。此后，燕大社会学与中国其他较早开展社会学教育与研究的大学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共识。1930年，许仕廉联合陶孟和、陈达等学者发起倡议，将1928年冬由孙本文，吴泽霖和吴景超等在上海成立的“东南社会学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学社”，并继续其刊物《社会学刊》。1930年2月，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孙本文当选为正理事，许仕廉任副理事，吴景超任书记。《社会学刊》自1930年始，成为中国社会学社刊。 l5?2id6!6TJ1:7s

（二）社会“试验区”与乡村建设 g5~4Hq,~5kq9,R

1928年7月，在上海的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兼授社会学的杨开道被他中学同学许仕廉聘到燕大社会学系做副教授。同年，杨开道在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下开始主持河北清河镇调查。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从事社区研究，并将之与社会改良事业结合起来的开端。 n9:9Rn1-,gk4.2E

两年后，许仕廉和杨开道一起，将清河镇的社会调查扩大为燕大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试验区”，逐步将清河镇周围四十村纳入，开展农村小额贷款、妇女儿童工作等复兴乡村经济和社会的计划。燕大此举旨在通过社会学的田野工作，为改造这样一个传统的北方小城区做出实质的探索。许仕廉与杨开道、赵承信、黄迪等人共同组织学生到清河镇调查。在创办试验区的同时，杨开道与许仕廉合作完成《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hing Ho: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d18Ka7+9Rq3?,J

就在杨开道聘入燕大的同时，比他早两年去燕大社会学教书的李景汉出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主任，并应晏阳初之邀赴定县进行农村调查。成立于1923年的“平教会”由和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晏阳初任干事长。1926 年秋,在定县翟城村士绅米迪刚的支持下，平教会将定县辟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华北实验区”。在李景汉加入之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农学家冯锐和熟悉中国社会调查的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Gamble）一起，制定了《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在定县的一些村庄进行了预调查。李景汉的加入，极大地推进了乡村调查在定县的开展。在定县的调查经历，是学习统计分析出身的李景汉将他此前在北平获得的社会调查经验与包含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社区”观察结合起来的契机。尤其难得的是，李景汉在定县实施的调查不但有精确的统计资料，而且充分利用了中国地方志的格局，对于民风礼仪、习俗信仰等都有详细且生动的记录。 m7!4Tb4;6kV7.2D

5年后，李景汉的著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尽管在此之前，李景汉已经有两部关于北平社会调查的著作出版（1925年和1929年），但他对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无疑还是这本将乡村建设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的大部头著作（828 页，17章，314 张表格，68 帧照片）。 U6!7AB7?7XY2~2n

从清河到定县，燕大社会学思路始终是各种社会“试验区”运作的核心力量。而燕大社会学自许仕廉时代开始的这种社区研究，无疑和梁漱溟、晏阳初在中国北方倡导的乡村建设的思路有着颇有深意的呼应。杨开道1930年起即应梁漱溟之邀在暑期赴邹平讲学。此外，他谋求乡建派内部声气联合，于1933年7月，参与筹备发起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会议。1936年，杨氏和南开大学的何廉受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托，联络平教会、燕京、南开、清华、金陵四所大学和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乡村建设协进会”，推晏阳初为主席、梁耀祖为副主席，何廉为研究部主任，杨开道本人为实验区主任。实验区设于山东济宁，并成立了“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至1937年秋，杨开道携燕大师生在济宁进行了大量的农村社会调查。 X7-5uX8~3pu64z

（三）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 b2+3YY,-6w02!5T

燕大社会学在20年代末开始的社区试验，在下一个十年向着社区研究的方向发生了改变，而主导这一深刻变化的，是燕大社会学史上最重要的导师吴文藻先生。吴文藻对社区研究，有着很明白的概念和鲜明的倾向，即“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这个说法的背后，是他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和英国的人类学中“社区”的思考。 j8:3q08!1tg3=4w

1931年和1935年的秋天，时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布朗教授（A.R. Radcliff-Brown）先后到燕京大学授课。吴文藻在《帕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序言中总结了帕克教授的贡献，认为有四，一是促成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发展，二是形成了社会学上的主要概念：竞争、冲突、顺应与同化。三是开辟了都市社会学，认为都市为文明发源之地，近代人及近代社会的问题根本是都市社会问题。第四，帕克发挥了人文区位学的观点及研究法。虽然帕克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都市社区”，但吴文藻指出说，当帕克来到中国之后便立刻觉得中国社会学者除了研究都市生活、殖民社会、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以外，还应该集中精力来研究乡村社区。 u57kt78bM5.6F

吴文藻在《社会学界》第九卷《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中发表了《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在此文中，吴文藻总结了布朗的学术贡献，尤其提到了他促成社会学与人类学重新联在一起，成为合一的东西。布朗的功能学派的观点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比较方法也并非由各民族地区所搜集的表面上相类似的风俗进行简单排列比较，而是要么对同时段的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比较，要么是分析同一社区的内外的关系结构，及正在发生的变迁。前者被称为横向的研究，后者被称为纵向的或连绵的研究。吴文藻在此篇文中表明，电邀布朗来华讲学也有布朗想要将中国现代社区研究变成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这一层原因。吴文藻说，“头两次由他[布朗]主讲，他自动地建议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计划’。” d14IN61me7!3d

吴文藻对帕克和布朗的理解与吸收，促成了他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理论关怀和方向的把握。燕大社会学派的社区研究的基调即是在这个过程中奠定的，而吴文藻及其众多学生正是沿着这样的风格开拓了早期中国的社会实地调查工作，如当时的硕士论文，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杨庆堃的《邹平市集之研究》等。 x1~5RC8-1oj3+7m

在吴文藻的这一影响下，燕大社会学系于1939年7月开始，在北京清华车站到清河镇大道上的村庄——平郊村，开展新的社区研究工作。这一时段正是燕京大学在正式南迁之前最为困难的时期，由于中日战争的影响，燕大社会学系维系了近十年的清河镇试验区相关工作被迫中断。而吴文藻在1938年业已离开燕京大学，赴云南大学担任中英庚款人类学讲座课程教授。 k3?4t01+6hn,=5B

平郊村当时有住户约有六十家，人口男女共计约三百人。初时，教员与学生一同下乡。由于调查开始时为暑期，同学有充裕的时间下乡；每次下乡一般为一星期四至五次，每次拜访五六个农家。开学后，次数随之减少，但是部分同学为了搜集毕业论文的相关材料，每星期固定下乡一次，教员则每月下乡一次——既为联络村民，也为向学生提供调查的相关指导。到了寒假，本科四年级的同学则搬到乡间居住，夜以继日地与村民来往，以求对村民生活的进一步体验和了解。第一批四年级的同学毕业了，就由新上升的四年级同学继续工作。这些同学在三年级时选修“社会研究法”课程的时候就已经和前辈们平郊区去和村民接触，待到四年级时便可独立拜访农家。 J9;2SF3.7sx,-3f

平郊村试验室设立的目的与清河镇试验区颇有不同，在赵承信看来，该试验室有这样三种目的。第一，是对方法的试验。燕大社会学系所要开展的对中国乡村的社区研究分别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和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的影响，前者是对美国都市的研究，后者则主要是集中于对原始部落社区的研究，而在中国所要研究的社区为乡村社区，因此，平郊村就成了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实验场。第二，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这种实习指在接触村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去学习社会学理论，使学生能够切身体会到社会学的理论并非空想所得，而是社会学家们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中分析总结出来的。第三，是对中国乡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师生们对平郊村的整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的体验和观察，然后对其分别加以详细的记录、分析与认识。等这些材料搜集好后，就可以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这对于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k8?4tk3+5we3;4t

平郊村试验区的经营持续了两年多，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中断。虽然短暂，但平郊村试验区仍然催生了一批学术成果。 X,:8iW6=1Ug3;4U

（四）社会调查的发达 d1~1QN7+,hb2-1s

在广义的社区研究之外，社会调查的兴起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另一大事件。而社会调查的发展，同样与北大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曾在哥伦比亚攻读社会学的李景汉所著的《北平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次年，执掌燕大社会学的许仕廉便将李景汉聘为讲师，开设社会调查和统计的课程。 V5:2Ak8.5xR2!8q

同样是在1926年，执教北大十余年的陶孟和离开北大，开始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设的社会调查部。从1926年到1929年，陶孟和与李景汉合作领导了多次社会调查，发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并指导编撰《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等调查报告。三年合约期满，这个调查部并没有因为和原本的赞助者-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的分离而结束。在胡适的帮助下，陶孟和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代替调查部顾问委员会。从1929年开始，陶孟和领导下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也在城市的社会经济调查上投入了更多的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等十类。社会调查所最兴盛时，研究人员有30人之多。北平社会调查所进行过北平工人及小学教员生计调查、北平手工业工人500家调查、平西农村100家调查、山东中兴煤矿工人979户调查、塘沽制碱工人50家生计调查、天津精盐厂工人147家生计调查，还与最早致力于经济史与经济社会分析的天津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共同承担天津工人200家生计调查。陶孟和十一年前的社会调查宣言，开始在中国的北方慢慢成为社会学的重要事业。陶孟和主持编写了诸如《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社会调查所每年定期出版12期）、《中国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陶孟和则发表了《社会问题》（1929）、《中国劳动生活程度》（1931）等著作。 L3~2Wg8-4BM4+1u

1934年，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在“九一八事变”后从北平迁往南京的中研院社会科学所合并，新机构仍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称，陶孟和任所长。至此，这个以社会调查事业为己任的研究机构一直留在南京，直到1952年返回北京。 W6;8Jj3+2jp4.6A

社会调查作为早期中国社会学最主要的实践方式之一，并没有局限在城市经济的领域，进入3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史论战”等重要的思想与政治论证的开展，社会调查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农村和农业的领域，也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和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 T1.2E02-4CS4=2s

（五）农村与农业调查 z6~5WB2;1RJ89A

无论是社区研究还是社会调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实践都将视野投向了广大的农村。从20年代到抗战爆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吸引了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研究思路，也在20世纪上半期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实地调查，有力地形塑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品格。其中的佼佼者，如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1930）与《乡村社区调查》（1931），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5），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等业已突破了之前社会调查和社区研究的局限，对调查区域的历史、地理、人口、婚姻家庭、财产收入与支出、生活程度、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勾勒出中国农村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基本状况。 q8~1nA,?1ag7;1A

在早期社会调查的扛鼎之作《定县调查》中，李景汉就触及了农村问题研究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土地。李景汉通过数次调查，特别是1931年定县土地调查，发表了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土地为农业的基础，为生产的根本工具，土地问题足以撼动农村社会的基础。他将土地分配问题划分为三方面：田权所属（即土地所有权）、田产面积及耕田大小。调查显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田产面积与家庭人口数成正比例。李景汉还进一步研究了农家所耕土地面积与家庭人口的关系，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此外，定县的土地问题，除人多地少外，尚呈极分散的状态。不足5亩的小田块占71％。大多数农家的田地都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包括数块，甚至数十块大小不齐的田地。农民的住家多聚居于村落，而不是与所耕种的田地联在一起，因此生产效率极低。总之，尽管李景汉在调查中提出田地的所有和耕种的分配不均，但人口多而土地不足且分散，似乎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s1.1EH43Wj3:4P

在这个时期农村调查最为显著的成果，则是后来和北大社会学系结下不解之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无-保调查）。无-保前后凡四次，时间跨度达70年，开创了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追踪调查的先例。这一系列调查所积累的南、北两地数千农户的家庭经济数据，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热潮中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它由中国学者发起，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a98DP8?5Iz38X

首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由经济学家陈翰笙(1897—2004)发起并组织领导的。陈翰笙在1928年从共产国际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回到国内，1929年调进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在随后的四年间，他先后在华东、华北和华南三个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完成了包括《中国的农村研究》（1931）、《亩的差异》（1930）、《华南农村危机研究》（1936）、《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39）等在内的一系列著作。据陈翰笙晚年回忆，他是“企图通过农村经济调查，了解实际情况，而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中的革命任务”。也就是说，他发起无锡、清苑调查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农村调查，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论证当时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陈翰笙进行社会调查的基本入手点与分析架构，则在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的基础结构”。 r4.8iT1+4WV4:2o

实质上，陈翰笙将生产关系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由此来解释当时乡村社会的危机，这在他对公田问题的讨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中国最南端的公田制度，尤其是族田制度，只是加强了垄断者的地位。约有80%的广东农民按他们所属的宗族生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最初就跟族田联系在一起了。广东族田每年的租金高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如此巨大的租金收入加上其每年的利息，往往使广东的省收入和国家收入的总和得以增加一倍。尽管族田的收入名义上是用于族内公益性事业，但是实际上作为祖产的公田已经化为私有了，为强大宗族的当权者所把持。从这一论证逻辑来看，陈翰笙是在用乡村社会中围绕土地关系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剥削关系来理解其所谓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对乡村社会危机的经济层面的归因。在陈翰笙的分析进路中，先是通过“生活水平”这种单纯经济分化的方式来对乡村社会的不同农民阶层进行区分，并在此基础上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来呈现乡村社会的破败局面，刻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末乡村破败的历史画面。 r,~8WA7~90K3~,d

农村调查的选点，陈翰笙的设计是以江南、河北和岭南3地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在江南地区的调查地点就是陈翰笙的家乡江苏省无锡县，河北则选在该省中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清苑县。岭南的调查虽在最初的方案之中，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延续下来。 J1;7nd1.80G3~3w

无锡、清苑农村调查于1929年7-9月首先在江苏无锡展开。调查团由陈翰笙、王寅生领导，共计45人，除以本所社会学组成员作骨干外，还吸收了本县及邻近县籍的大、中学生和小学教员参加。这次调查，首先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个户农户做了挨户调查，然后又调查了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所用调查表主要是由王寅生设计的，分为两种，一种为“江苏无锡农民地主经济调查表”，用于农户经济调查；另一种为“江苏无锡分村经济调查表”，用于村经济概况调查。 05~2bG,;3FN8.1G

无锡调查完成后，1930年夏初，陈翰笙又率领社会科学研究所调查团北上，与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到河北省清苑县进行调查，直到当年8月才告结束。在清苑调查进行过程中，陈翰笙写作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一文，对其组织的这次调查所用方法作出说明，指出：当时做的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这里所说的农户调查与村经济等概况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为后来历次无、保调查所沿用。 B,!7XN4~5wf8?8e

无锡、清苑的调查材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薛暮桥、姜君辰等7人负责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他们又对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相关的情况追溯到近20年来的演变，继续补充材料。经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和大量统计分析，最后写成了研究报告。但这个报告未能公开发表。参与调查的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都使用过调查报告的一些材料来支持自己文章的论点。 d9~3zl2~4rc6+6c

1935年，刚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1934年)到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培刚在清苑调查户的样本中抽选了3村500户，由参加过清苑调查的韩德章陪同，重新到原调查点进行了1个多月的补充调查。根据调查所得，张培刚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这是用这次调查材料撰写的唯一一部学术专著。 d5.8dy6;6kC47h

艰难成长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国家的学术机构为避敌锋大批进行西移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于1937年9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也在1941年被日军强行关闭之后，在四川成都复校。 n6!9Jz1?3SD41k

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因全面侵华而宣告结束，如火如荼的社会调查运动也因学术机构的南迁而被迫中断。国难当头，中国的社会学人沿着社会学本土化的方向，继续艰难地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一方面他们在后方坚持进行社会调查、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以“社区研究”为核心的燕京学派；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策划“蒙满独立”，中国出现了的边疆危机，以吴文藻为首的的学者随之掀起边疆政治研究热潮。研究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传统在这时受到了空前的强调和重视。 M8-4MP,:2TP5:8G

吴文藻先生于1938年离开北平的燕京大学，赴云南大学担任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和研究工作，组建“魁阁”；燕京大学留守北平继续完成未竟的使命，后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社会学的火种在西南川滇两省中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北大社会学系在逆境之下，艰难成长。 t2=1mU,;3zn1=1G

（一）抗战时期燕大社会学的发展 x9=9KK6:7gN1.5W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最终决定燕大暂不迁往后方，而继续留守北平。他在燕大升起星条旗、并在大门口贴上公告不允许日军进入，以此保卫校园里暂时的平静和安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方也不再顾忌美方反应，在战争爆发当天闯入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司徒雷登被关押，社会学系的赵承信也在逮捕之列。混乱的局势之下，燕大师生决定内迁。燕京大学临时学校于194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南迁前后的燕京大学，苦心坚持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为抗战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继之才。社会学系亦如是，燕大南迁后边政学研究作出卓著贡献都为燕大精神写下了最有力的注脚。 t2?9vG2:5Jr3:1z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积极策划满蒙独立，边疆问题成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危机，边政学一跃成为“显学”。吴文藻相继在《边政公论》上撰写发刊词并发表“边政学发凡”等文，明确提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建立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二是实用的，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学科速速发达,专门知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寻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这是边政学在实践上的功用。” O5~2jG3:2OP67y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了燕大，逮捕了包括陆志韦校长、赵承信教授在内的一批教师和学生，燕京大学被迫南迁。翌年，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在四川省成都市成立，和华西大学合署办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宝任代理校长。燕京大学的加入，使得成都华西坝的高校南迁达到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迁到成都华西坝上的外地高校除了有燕京大学之外，还有有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及其护士专科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等。这些高校基本采取与华西大学联合办学的方式，以解决当时经费、师资、校舍与设备方面的困难。华西大学一方面为内迁的院校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集中和互用了教师及学术资源，使得华西各学校教学与科研水平都得到了应有的提升。 b1:7Kv2:4Zc9;7A

人类学方面知名学者如李安宅、柯象峰、马长寿、林耀华、徐益棠、李有义、陈永龄等齐聚四川华西坝，为此一阶段华西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安宅于1941年来到成都，兼任燕京大学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在李安宅的推动之下，华西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这一专门人类学研究机构，依托于该机构，边疆研究尤其是康藏地区（今学术界所谓“藏彝走廊”地区）的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其他几位学者也在当时的四川、西康两省藏、彝、羌、苗等民族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考察，并写出一批标志性的专著。例如，林耀华的《凉山夷家》、《康北藏民》、《四土嘉戎》，马长寿的《嘉戎民族社会史》、《钵教源流》和《凉山罗夷考察报告》、李有义的《杂谷脑的汉藏贸易》和《杂谷脑喇嘛寺的经济教育组织》等，这都是那时田野调查研究的珍贵成果。 s9~9xO,~6WW6~2c

在战火烽烟的岁月之中，学者们不畏艰难、身体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促进了时人对于边疆社会民情的了解，也为我们留下了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R55TA2!3ii3-3D

1.林耀华与边政研究 D7,qV,=7Cg3.2r

1940年，林耀华先生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41年携妻回国并投入到边政研究当中。是年底，林耀华辗转昆明，加入其师吴文藻创办的燕京—云南大学田野工作站——魁阁。1943年，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任职的吴文藻先生为拓展边政研究，特召林先生取道重庆出掌成都燕大社会学系。林耀华在中国抗建垦殖社、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哈佛一燕京学社三个机构资助下，在教学之余，连年暑假考察凉山彝族（1943）、康北藏族（1944）和川康北界嘉戎藏族（1945），为战时的边政研究做出了卓著贡献。 Q3-3KN4+8eo,+1s

事实上，林耀华对于边民的研究旨趣在美国留学时期，便展现了出来。《贵州苗民》是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但这篇论文主要是基于历史文献进行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进行相关的田野调查。这篇论文也为他后续的民族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学术机构的支持之下，林耀华的研究兴趣得以付诸实践。 M4:1Rd3.6kN4.7P

1943年夏，林耀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不畏艰险，深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87天，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并根据考察写成《凉山夷家》，第一次用人类学的方法对于凉山彝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于凉山彝族族源的误解，揭开了彝人的神秘面纱。 Y4!2fi7~7yh8=8f

1944年夏，林耀华继续践行学术理想，趁暑假赴西康北部往返三千余里，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他以甘孜以北的绒擦沟为比较深入考察区域，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民家庭，对当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志著作《康北藏民》写成后未能刊印，其后发表了调查报告《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 c4:2YD2.3fR12Y

1945年夏，林耀华又带领其研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于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嘉戎（今为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行程两千余里，重点地区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并集成了《四土嘉戎》书稿。此书稿在解放前夕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却因时局骤变而失踪；林耀华先生自存的复写底稿也于年动乱中散落，酿成学界恨事。陈永龄依据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 B47wa7;7Zq,+4J

林耀华在西南一隅，以学者的热情和审慎为边疆研究、为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边疆社会做出了卓著贡献。 g6?5El8.6DW,?4b

2.马长寿与边政研究 l6-2sm2!6sG4-2C

马长寿先生于1933年由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以后留校任教。1936年，他转入当时设在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马先生任职于民族部。 g,=8SA6;6rT1.9F

为了开展对四川民族的研究并搜集民族文物，中央博物院成立了四川民族考察团，由马长寿、赵志诚、李开泽三人组成，马长寿是这一团体的核心。考察团于1937年1月23日抵达凉山的屏山县城，直至6月17日才离开汉源县城，深入凉山彝区，考察凉山彝族的历史与现状，共停留145天，时间之长，是当时绝无仅有的。是年秋，在返回成都稍作休整之后，马长寿一行人再次踏上民族考察之路，对四川北部的藏、羌地区进行调查，直至年底才返回成都。在整理资料之后，马长寿发现现存资料仍有欠缺，便又率考察团于1939年12月再次深入凉山越西县田坝彝区一带进行调查，历史115天。在马长寿先生返回成都之后，开始着手撰写《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并邀请越西县彝族学人共同进行探讨、研究。1940年底，该报告初稿完成。 z,=5ug9-2qK9+60

1941年，马长寿先生又在凌纯声率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合组的川康民族考察团中任专员，赴四川西北以及西康东北部藏、羌地区进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考察。之后，他一直在因抗战南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1946年春因抗战胜利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 l8=8Rh8.3OP4?1n

马长寿不仅对“藏彝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如羌、藏、彝等民族及其民系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做过大量而深入细致的田野实地调查研究，而且还撰写了一批有着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从而开启了人们对这一地区诸多民族的重新认识。 d4.,eT9-6Bt1!1K

3.李安宅与华西边疆研究所 Y1:3iN8:5nD92O

1910年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学”），在建校不久即进行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并建立了以人类学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部，1922年又在该校成立以人类学为重点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并出版发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李安宅于1941年受聘为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1942年兼任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翌年，在他的推动之下，华西边疆研究所得以建立。在当时的战时环境之下，高校南迁之后，怀抱着民族理想和学术热情的优秀学者们齐聚华西坝，该系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尤其是边疆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 t8?2dd8.9Hm82y

1934年，李安宅先后赴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人类学，1937年李安宅回国，并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1938年，他偕夫人于式玉赴甘肃南部藏区的拉卜楞寺，为期3年之久，对藏族宗教进行了全面而细致地考察，后用英文撰成《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一书。 c7!6IU2.4ig7:1G

1941年李安宅离开拉卜楞寺，来到华西坝，兼任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两校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和教授。他一边从事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一边着手筹建一个专门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在李安宅的推动下成立。华西大学校长兼任所长，李安宅任副所长主持工作。华西边疆研究所以藏彝走廊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聘任了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为主研人员，其中任、谢、刘等几位先生都是当时有名康藏研究专家，再加上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的冯汉骥、罗荣宗、蒋旨昂以及后来聘请的郑德坤等人类学专家，研究实力十分强大。华大边疆研究所与社会学系多次邀请专家举办学术讲座，葛维汉、戴谦和、李安宅、林耀华、冯汉骥均是主讲人员。 s4-8ob1!3M04~6h

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成员其后赴川西北黑水地区和西康北部德格一带进行藏、羌民族的田野实地考察。经过这一时期的考察，李安宅撰写出《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喇嘛教萨迦派》与《苯教——说藏语人民的魔力般的宗教信仰》，任乃强撰《德格土司世谱》与《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当时田野考察研究的成果还包括蒋旨昂的《黑水社区政治》，于式玉的《麻窝衙门》与《黑水民风》等，这些都是填补当时人类学调研空白之作。华西边疆研究所还出版了谢国安、刘立千等人的藏文汉译名著《藏王世系明鉴》、《玛巴译师传》、《弥拉热巴大师传》及《印藏佛教源流史》和玉文华搜集整理的《西北民歌》等。 X9;7YE,;1iC3;5g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华西坝上的许多因抗战内迁的高校陆续迁回，对华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由于华西人类学已形成自身优势，故该学科仍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当时华西各人类学机构仍继续从事各自的教学和研究。1946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由于多种原因而停办，此后，由华西边疆研究所的同仁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立在成都成立了康藏研究社，并创办《康藏研究月刊》。此刊物从该年直到1949年，共出版了29期，在人类学界有较大影响。 A96ae2+2DL7+1u

费孝通曾说：“我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要怎样建立一个国家，在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这番话是战时依旧坚守教学和研究岗位的学者们的最好注解。 R3?7XG5;2Rq2=4m

烽火连天，弦歌不辍。学人们不能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却坚持在后方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小心维护着社会学的火种，抗战时期的华西坝见证了国家的灾难也见证了学者们的铮铮铁骨，正是因为他们的苦心坚守与积累，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才得以艰难地长成今天的模样。 I5-20Q,:6Mq8=9X

（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社会学的发展 O8;4LW7.6zv8.6F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社会学系与历史学系合并为历史社会学系，属文学院。1938年4月又西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维持了八年时间。 F6-6BQ1;1AW2;1T

随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立，联大社会学系也重新组建起来。1940年6月两系分别独立成系，由陈达教授任社会学系系主任，仍属文学院；1941年起改属法商学院。1943年8月，陈达辞去系主任之职，由潘光旦教授继任，直到三校复员。其间仅1945年9月，因潘光旦赴渝，由吴泽霖暂代。在西南联大期间，该系前后九届，共毕业91人。在西南联大的八年期间，社会学者们组建社会学系，继续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同时也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机构，开展一系列具有开拓性质的调查工作，取得了一批在国际社会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有：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o,!50A3;5Ed1!8G

1939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在呈贡县的魁星阁成立。魁阁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进行重修，这座三层小楼为研究室成员的办公和彼此间的讨论提供了便利。同年，清华大学的陈达先生主持的西南联大国情普查所也在呈贡县的文庙驻扎下来。“魁阁”研究所坚持“社区研究”的类型比较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工作。“文庙”普查所则实验了现代的人口普查方法，他们以云南省呈贡县及其附近区域为研究对象，以人口普查为方法，在呈贡县实现了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科学的现代人口普查。西南联大社会学研究的点滴积累，为此后社会学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强劲而鲜活的动力。 w5-4NG5~2GC5:9r

1.魁阁与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 Y2.8rH5.,zb2=6Y

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文藻于1938年离开了燕京大学，前往云南大学担任中英庚款人类学讲座课程教授，组织了燕大与云大“合作研究所”。同年秋天，他在燕大的学生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加入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次年，吴文藻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在1940年吴文藻离开昆明之后，费孝通成为燕大-云大社会学工作站的负责人。1945年9月工作站迁回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校本部，历时六年。 P2+7Wd3~7UM4~9U

从1940 年到1945年，在“魁阁”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先后有十几位，包括陶云逵、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许烺光、李有义、胡庆钧、谷苞、张宗颖、王康等。费孝通是这个优秀学术团体的核心和灵魂：他与学者们密切合作，为解决怎样建设中国的问题而进行深入实际的调研；同时，他践行吴文藻的理念，将魁阁作为“开风气，育人才”的实验室，指导学术青年各自选择一些题目和适当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学者们运用类型比较的方法，对诸如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基层社区管理、少数民族历史现状和风俗、城乡关系的变迁、小农经济社会传统和现代工厂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开展专题调查研究。 R3.5hS55Wu5~4O

魁阁主持第一个研究类型，是农村的社会经济调查。1938-1942年，费孝通与他的学生张之毅相继调查了云南禄丰的大北厂村（禄村）、易门的李珍庄村（易村）和玉溪的中卫村（玉村）。在这一研究系列的基础上，费孝通撰写了《禄村农田》，张之毅撰写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前两部著作于1943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费孝通访美时，又将这几部著作编译为Earthbound China—书。194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中。此书的中文本，经作者修改加工，199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云南三村》。 O3;20Z7!1fC8=9c

费孝通的另一名学生史国衡于1940年到昆明一家约五百人的国营军需厂进行企业调查，在此调查基础上写成《昆厂劳工》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田汝康的早期作品《内地劳工》被收入本书的附录。费孝通在美国访问时将该书译成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1944年在美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史国衡还撰写有《个旧锡业矿工生活》等论著。 z7.7bO2.4Dg9=5S

李有义曾在1939年秋到路南尾村开展为期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对汉夷经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写成《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由国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 K8-3gS1;9iU7-9u

1940年进入“魁阁”的田汝康在当年8月就赴昆明一家纺织厂进行社会调查，并写成《内地女工》这一调查报告。但田在云南最为知名的田野工作，则凝聚在他对地方信仰的民族志考察当中。 1940年冬，田汝康赴云南省芒市那目寨进行为期五个月的社会调查，详细调研了芒市傣族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摆”，写成《芒市边民的摆》一书，1946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田汝康以这项研究为基础写成博士论文，在1948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2008年，《芒市边民的摆》被收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J6:4Qs9;,PD1+4D

深受费孝通学问影响的谷苞于1941至1942年，用三个月时间在呈贡32个村落进行地方行政调研，1946年由社会学研究室油印出版了《化城乡地方行政》。 F7~4HU5=1DC7:6h

另一项“魁阁”时期民族志的代表工作出自人类学家许烺光之手。许烺光在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及1943年7月至9月，前后两次深入大理喜洲（西镇），对西镇居住的农民家庭的生活习俗及宗教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调研，写成了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1948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p7?5rI3:4cc7~7s

在潘光旦影响下进入民族史学研究的胡庆钧在云南滇池地区开展了基层社会机构的调研结果。这段经历成为当时还是本科生的胡庆钧进行民族史研究的第一次田野工作。2006年，胡的工作经过整理并以《滇东汉村》之名，编入其《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一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v2?7wY6.6yy4;6l

作为魁阁成员的瞿同祖并没有走向“田野”，而是运用传统的治史方法，于1944年写成《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1981年在中华书局重印出版。 U,2dF5=5kV8!8l

事实上，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他们从事实地调查的实践和研究成果，非常有效地推进了兴起于战前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和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 o4+3AJ8!7PC3.6H

2.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 v6~9yS8~1pY1~7s

中国西南的民族社会研究吸引了许多一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成为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发展和文化自觉的重要领域。“魁阁”的重要成员之一陶云逵在这一时期留下了早期中国人类学将体质分析和文化考察融为一体的重要作品。1933年陶云逵从德国留学归来，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5年，陶云逵到滇缅沿边地区对云南傣族、傈傈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取得10多万字的调查资料，先后撰写了《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人口之估计》、《摆夷族之生育》、《关于磨沙之名称分布与迁移》和《磨沙族之羊骨卜及肥卜》等论著和调查报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陶云逵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0年底兼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42年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开设“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 l2.30g3=6e03=1I

同年6月，陶云逵、冯文潜等教授正式创办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由陶云逵任主任。陶云逵将研究室分为边疆语言、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边疆教育四组。这个研究室汇集了邢公畹、高华年、黎国彬等一批年轻学者。陶云逵和研究室同仁从昆明出发，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西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展开调查工作。1943年，陶云逵又带领研究室同仁利用8个月时间对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开展调查，如思普沿边茶叶、澜沧江河谷地区土地利用、彝族社会组织等问题。他们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历史语言，并收集了许多文物和文献。陶云逵在研究边疆社会时，注重把文献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具体社会现象比照进行研究，从中发现新问题，提出真知灼见。同时，他强调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考察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研究历史传统，从丰富的史料中搜求大量民族学材料。这与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n2:4rv4+6dM4:4W

这一时期，陶云逵还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学术刊物，该刊物不仅成为西南联大科研的阵地，也是西南地区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著名学者，如罗常培、闻一多、向达、游国恩、罗庸等论学的场所。《边疆人文》自1943年至1946年在昆明油印三刊三卷，计18期，发表论文31篇，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学术刊物。 h7;4BS5=,EJ5.2M

邢公畹于1942年8月抵达昆明，参加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他于同年开始调查云南罗平县的傣语，调查后完成报告《罗平水户语》。1943年2月，邢公畹和黎国彬接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任务，结伴前往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回到昆明后，先后完成《漠沙花腰摆夷语》、《元江水摆夷语》等调查报告。 T8:5tg5+5aX,,g

高华年毕业前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学部学习。1942年，他到昆明附近的核桃箐村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昆明黑彝语研究》，由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同年他完成了《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 Q8.2eT9:8gA2?4t

黎国彬于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学习。1941年曾随曾昭抡教授步行考察大凉山。1942年，他写出《论云南省路南县撒尼族和阿西族的体质特征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此后，他在陶云逵教授的聘请下，他成为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调查员。1943年黎国彬进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进行调查，最终完成《摆夷<傣族>的人文地理》，并于1947年在《边疆人文》第四卷合刊上发表。 j2?9oZ8+3MK21O

3.文庙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 o4~1cA2;1DW92e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是在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基础上组建的，于西南联大迁入昆明后的1938 年 8 月成立，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组主任，戴世光任统计组主任。并有教员倪因心、戴振东、苏汝江、周荣德，助教罗振庵、何其拔、廖宝昀、郑尧、史国衡、陈旭人、谷苞、黎宗献等 14 人先后在所内参与工作。1939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迁入文庙。1946 年，国情普查研究所返回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校本部。 Y2:3iW9+8yo,?3Q

在 1946 年北返前，国情普查研究所先后出版调查报告4种，研究报告5种，专著1部，论文至少26篇等多种研究成果，尤其是陈达的《现代中国人口》，该书既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旧中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的实验总结。文中利用呈贡县及环滇池区域的人口普查、人事登记所得性别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来进行全国人口研究，补充了国内外学术界单凭估计之数据来进行人口分析的不足。这些成果达200万字，涉及人口、社会、农业、经济的各方面，是社会学中国化中的重要成果。其在当时的直接贡献还表现在，所编制了呈贡县人口的壮丁人数、年龄分配、教育程度、职业、废疾人口等详细的人口学统计表，为国民政府征兵、云南地方社会建设及其他户籍行政方面提供了科学实在的人口学数字依据。1946年7月，该书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全文发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和重视。 b13uX91KG5+7q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开创工作不仅在数据，也在方法。梅贻琦校长对此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国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目的不在普查本身，而在普查方法的研究，务求其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研究而有得，就把所得的交给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在陈达先生的领导下，国情普查所开启了现代科学人口及农业普查、人事及户籍登记方法的创新。在1939-1941年的《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中，开篇即提出“本研 究是对于人口普查找寻适当方法的尝试,此种方法至少须包下列部分：（甲）人口资料的搜集，（乙）人口资料的整理，（丙）人口资料的分析。”此三部分就是方法试验的主要贡献：一是资料搜集方法的试验，国情普查研究所率先对学术界的这种认识进行了纠正，并根据我国农业社会的特殊性选择农闲时作为普查日。二是调查项目的选择，呈贡县人口普查的10个项目：姓名、与户长的关系、通常住所、籍贯、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包括行业与职务）及废疾，陈达认为这 10 项最能反映中国人口国情，项目太简单则难以有充足的资料做人口及其相关研究，太多则调查时费时费力且错误会增多。三是我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呈贡县的人口普查与农业普查同时进行, 是全面认识中国国情的突破。这些经过实验的人口普查方法，在国民政府制定195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中，基本全部采用，并为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借鉴。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成果为当时云南社会发展提供了实证性的资料，为中国现代人口普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v11MN,?7ZG6-7N

在集体合作的社会普查之外，国庆普查所的学者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各自的社会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并未局限在人口调查，在主题上和魁阁有很密切的呼应。1941年2月，吴泽霖应聘担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开始调查民族问题。1940年完成了《炉山黑苗的生活》。1943年8月，他到云南丽江县纳西族地区进行调查，完成了《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一文，刊于1945年《边政公论》上。 f6.9iE3+8cq6-1f

李景汉在1944年根据其实地调查完成《摆夷人民之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认真分析“摆夷”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况，另写有《凉山罗罗之氏族组织》，对凉山彝族的家支、氏族组织等进行了系统探讨。 k6.3Le3;6Gj8!6d

西南联大学人以学术报国、振兴中华为己任，为北大社会学和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留下了珍贵的遗产，顽强地保存了战后中国学术复兴的火种。西南联大的社会学同西南联大的命运一样，在中国大学教育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写，“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赋，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这种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正是西南联大精神的体现，也是自强不息的中国大学精神力量之所在。 c45Yw5-7Fr6-3U

曲折前行

在1952-1977年这段时间内，院系大调整使得中国社会学遭受重创，社会学学者们也纷纷受到冲击。但是，包括北大学者在内的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在相当艰难的境况下，依然接续了中国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民族学研究和农村研究。 v7.6Sp8.8KD5.6I

（一）院系大调整 B1~7ic4~1cH8;8C

1、院系大调整 k,?6wU1?3Gy3;2h

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所有高校的社会学系最终都被取消。社会学系当时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类：民族问题、劳动问题、民政问题。民族问题被纳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政问题的一部分——政法问题被纳入政法学院；劳动问题被纳入中央财经学院内一个两年制的劳动专修科。1954年，劳动专修科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改为一年制的劳动经济专修科。1955年8月又被“收缩”，变成中央劳动干部学校中一个一年制的干部轮训的劳动经济班。 v3?1ih1!7pY3?1A

2、社会学学者的命运与去向 S8~8EG5!8QW4-7W

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之后，各有关院校大致按个人专长对原社会学者重新分配工作。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及费孝通、宋蜀华、陈永龄去中央民族学院；严景耀和雷洁琼到北京政法学院；陈达、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等先去中央财经学院，后到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成立，陈达、袁方则转去该校工作。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取消后，言心哲转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担任翻译工作；孙本文到南京大学地理系任教；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担任总务工作。田汝康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关瑞梧在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后兼教育系副系主任。陈序经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 P1?9GZ9;6fm3;5b

3、转机：恢复社会学研究的尝试 d7,AT9~2JM,4m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社会学者们逐渐在各种场合表示不同意取消社会学，提出重新恢复社会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些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李景汉任室主任，吴景超也参与工作。在制定调查研究室的工作计划时，吴景超以甘博早年进行的北京调查及英、美各种经典调查为例，建议对北京市做全面调查。此后，以纪念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逝世100周年为契机，在1957年的上半年，社会学者们进行更广泛、公开、有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一系列试图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活动：1月16日，陈达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案设立社会调查研究机构；1月18日，中宣部科学处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等社会学家。座谈内容主要是关于社会学的各流派及社会学在资本主义国家近来发展的情况；2月15日，在陈达家中召开人口问题研究座谈会；3月7日，陈达、陶孟和、吴景超等联名向全国政协委员会提出，成立以研究人口问题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机构，并在高等学校开设人口课程或设置人口专业；3月10日，袁方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批评上级领导对劳动科学不重视；3月12日，费孝通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肯定旧社会学的作用，主张“修桥补路”，连接新旧社会学；4月10日，《新建设》杂志社召开座谈会，邀请二十多位社会学者，就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4月23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座谈会，决定筹建“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次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刊载报导，称科学院已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全国各地的社会学者纷纷写信给陈达、费孝通等，或表示祝贺，或要求参加工作，或询问在地方上应如何开展社会学研究；6月9日，在陈达家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推举陈达担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团结与联系原社会学界同人，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学研究机构、社会学系，并讨论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计划；6月中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上，陈达提出人口问题研究计划。 x4;5wg82WW7:,q

4、社会学学科的取消 T5;3WR1.5AI3:9J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了变换政治风向的信号。紧接着，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开始了。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由此引发了一场对社会学的总清算，从理论到应用，从历史到现状。社会学的问题，不再只是学术问题，而被定性为政治问题。从此，社会学在中国，成了无人敢问津的领域，一直到1979年。社会学者所在的高校、研究机构，也召开了一场又一场批判他们座谈会:言心哲、赵承信、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费孝通、潘光旦、陈达等学者的诸多学术研究都被指责为有“政治问题”，并且遭到所在单位的批判。 b8+,mB,?8vz3!8E

（二）社会调查 T12hG7:6as54r

如前所述，在52到77年间中国社会学遭受了巨大的浩劫，但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依然在有限的条件下接续了中国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并开展了一系列极具学术价值的调查与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民族学研究和农村研究。 0,~1zX7?3yT5+2f

1、民族学研究 r2-9dj5:5iV3~6v

民族学研究方面，在1951年和1952年间，费孝通先生先后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派出的西南及中南访问团，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由此，他正式展开民族研究，领导民族识别工作。自1953年至1982年告一段落，共三十多年时间，经过逐一甄别，最终确定了我国有56个民族。1950年云南解放后，杨堃多次参加云南省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对该省各少数民族社会及其历史进行调查。 r8-1jI1.6Ma7+4P

陈永龄先生同样做出很大贡献。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后，陈永龄先后赴内蒙古、甘肃、青海、四川、广东多地做民族学调查，著有《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合作调查报告)、《青海土族政治的演变》(合编)、《青海塔尔寺情况》等报告。1953年陈先生率领由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组成的民族调查团，赴甘肃青海两省，对该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生活状况，民族关系进行实地调查，并于1955年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季刊》上刊登系列的调查报告，填补了对东乡、撒拉等民族研究的空白，并对西北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他于1956—1964年参加中央为改变少族地区工作落后面貌组织的社会历史调查组，赴四川彝族地区工作一年，1958年又率组赴青海进行民族调查两年，其后又参加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土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类似的出色研究还有很多，如潘光旦先生对土家族的调查研究等等。 G3+7qg,=5px1=9r

2、农村研究 R8!4ss7.4qO11G

农村研究方面同样硕果累累，比如1957年费孝通在《新观察》发表的《重访江村》、李景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1956-1961年间，李有义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考察组，深入西藏和四川藏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之后提供的许多很有价值调查报告等等。而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57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偶然从档案中发现了30年代无锡、清苑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遂有人建议与国家统计局联手，在两地原调查点做一次新的调查，用事实证明解放前、后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w1+6nF7.,js,:1R

尽管调查的政治目的性很强，但组织者和参加者仍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这次调查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了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的链条——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为以后的接续追踪调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x2~,kE4=3TH1.9r

其中，张之毅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先生56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并于1958年参加了上述调查，并参与撰写了由孙冶方、薛暮桥指导，刘怀溥执笔的《江苏省无锡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张之毅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还写出了《无锡、保定两地调查报告》和《冀西山区考察报告》，但均未出版）。 X7-4ao86cb6;6y

再起

历经近三十年的艰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终于重新步入正轨。1979年春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院长约见费孝通教授，谈及在中国尽快恢复社会学事宜。很快，3月15-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便主持开展了“社会学座谈会”，会议结束第二天即3月19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于1982年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年会时，改称为中国社会学会），最初在民盟中央办公，成员有费孝通、王康和潘博茹等。到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至此，学术大环境已彻底变化，中国社会学走上恢复重建之路。 J6:1FZ1.8Vf1~4E

（一）北京社会学讲习班 c1-9rB1=3qu8!9O

由于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断了数十年之久，恢复重建初期的主要目标是为全国社会学的复兴培养人才，为此费孝通等人开展了许多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北京的两次社会学讲习班和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北京的社会学讲习班是由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社科院社会学所成立于1980年1月，费孝通任第一任所长，王康任副所长，陈道为党委书记。成立不久，到5月26日，社会学所便在北京主办了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计划招学员40人，但算上旁听者，最多时有近百人。 G39yU5?9Cg4-5e

第一期社会学讲习班圆满结束。但短短几十天还不足以让社会学在中国扎下根。第二年夏天，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继续举办了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从1981年5月25日持续到7月30日，在北京日坛路总工会招待所进行。这期讲习班有正式学员51人（大部分是第一期学员），加上旁听学员共100多人。这些学员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云南、贵州、吉林、新疆、西藏等19个省、市、自治区，极大地扩大了社会学的影响力。 H1.4IS6;4GG6:3Q

两期社会学讲习班为全国社会学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学员在后来都成为各自学术领域的权威，对提升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y6=8Au7=,Ks8?5T

（二）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 Q4-5Uj6:8qM2:9F

北京的两次社会学专业班主要面对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一定研究基础、又愿意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年轻学者进行短期培训。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培养是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由于当时并没有社会学专业，为抓紧时间完成老一代社会学家向新一代的过渡，费孝通等经过商议决定直接从重点大学三年级在校学生中（即77届）选拔培养。南开大学承担了这个重要的培养任务。1980年12月27日，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建立社会学专业和举办社会学专业班。很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合办的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开始了。 O3?1sy9=3aT8=,c

首届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共43名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分校、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和南开大学等18所高校的哲学、经济、中文、英语、历史和政教专业，其中男生29名，女生14名。年龄从21岁到34岁。最大的是范伟达，最小的是董遵圻。学生学籍仍在原校，由各校推荐而来，持介绍信报到。 G35zu9=1Cy,~9x

此外还有十几名旁听生：南开大学的杜岩，天津市的王辉、周路、潘允康，河北大学的金榜，北京市公安局的陆文霞，复旦大学分校的黄渭梁、张青、李友梅等。 e8,hX9~1KJ9~4K

经过紧急的筹备工作，1981年2月23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开始上课，26日下午举行开学典礼。课程包括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社会学理论、社会经济统计、社会心理学、社区分析、苏联东欧社会学、专业外语、专题讲座共计9门课，上学期为396学时，下学期为352学时，由费孝通、布劳、林南、吴泽霖、张子毅（即与费孝通合著《云南三村》的社会学者张之毅）、袁方、李哲夫、林秉贤等授课，社会学概论课则由《社会学概论》编写组（杨心恒、夏学銮、贾春增、刘豪兴、周运清、丘士杰、沈关宝、何炳济8人）讲授。 G6-7Ju7;2Qy13u

1981年12月，专业班正式举行了结业典礼。第二年年初，南开班的14名学员又考取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班深造，由费孝通、吴文藻、吴泽霖、雷洁琼、张乐群、张子毅、袁方、王康、全尉天等老社会学家担任导师，又请Tominaga Kenichi（富永健一，日本）、Popović（波波维奇，南斯拉夫）、曼德尔夫人（宾西法尼亚大学）、John Logan（罗根，纽约州立大学）、Jacobs(雅各布斯)、蔡文辉、陈元晖等授课。 R7?4Bd7=5R03!40

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果极大，后来全国八个重点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都出自南开班，基本奠定了全国社会学专业发展的基础。 o830L7!5Ty2=7l

（三）北京大学社会学的恢复重建 a1?9ju9.80w5?8E

1.费孝通与北大社会学 S8~4hP9;5oj5;3w

无论北京社会学讲习班，还是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都是在费孝通的大力支持下才完成的。文革后北大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也与他关系很大。一方面，北大社会学系的重建是费孝通和雷洁琼与潘天石校长商谈的结果。另一方面，费孝通还一手建立了北大社会学所，他在80年代后的学术工作与北京大学一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X5=8oL7;4uc6!6w

在国际上，费孝通一直有着极高的声誉。1979年以后，费孝通很快荣获多项国际表彰，较为重要的两个，一是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二是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其学术工作，在1980年代后，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小城镇”，二是“多元一体格局”，三是“文化自觉” f8.,nB2:,ou9+5U

费孝通最初正式提出“小城镇”的问题，是在1983年9月21日，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他作了《小城镇大问题》的发言。关于小城镇的发展，费孝通尤为重视乡镇企业的作用，相继提出几个典型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相应的，在北大，1988年4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办有《小城镇发展通信讨论》。 e8;9gz6.2Xx6:6p

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r）上，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为一体，基本成为国内学术界对此一领域的主流观点。同期，北大社会学也逐渐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等综合进来，融为一体。 Q3;,QG3.4ro4:8f

其后，费孝通对“文化”开始愈发关心，其著名的“文化自觉”的概念正是在北大举办的研讨班上提出的。1995 年,北京大学举办第一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发言，后整理为《反思、对话、文化自觉》，首次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 W4;8rC9-3QS3:8G

2.北大社会学建制的恢复重建 T5?5tK3!7ms,;9w

在费孝通、雷洁琼等人的努力下，几乎在全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的同时，社会学也重新在燕园生根发芽。无论是北大还是燕大，都曾与社会学有着不解之缘，许多社会学者从这里走出，名扬天下。因此，恢复重建一开始，即1979-1980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的费孝通便和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任教的雷洁琼与当时的潘天石校长商谈在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学系。出于种种考虑，学校决定先设社会学专业，开设社会学课程，待条件成熟再建立社会学系。1980年8月19日北京大学致函教育部获得批准，暂设社会学专业于国际政治系下，以28楼两间宿舍为社会学专业办公室，由潘乃穆等具体负责筹建工作。在重建工作中，培养师资是个大问题，和全国社会学重建的工作相联系，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学讲习班，抽调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做培训，其中来自北大的如夏学銮；二是委托南开大学承办社会学专业班，选拔大学三年级在校学生做培训，5名北大本科生被派往南开；三是送学生外出学习，顾宝昌被派往美国。到1981年底，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已调集师资13人，并招收了硕士研究生6人。至此，建立社会学系的条件已经具备，1982年4月9日，校长办公室会议讨论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方教授任系主任，华青、潘乃穆任副系主任。 C2~1pr6=5gQ3;5V

随后，社会学系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于1981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又自198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自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6年10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又与新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联合申请，并于1987年正式建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全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社会学之外，在民政部的大力支持下，1987年社会学系开始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并自1989年起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1996年北京大学又获得了社会保障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y7?5Zr8:,yZ9:5W

文革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的重建还与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个机构的建立和费孝通的关系极为密切。1985年3月，费孝通离开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学所，为综合性研究机构。1988年4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办有《小城镇发展通信讨论》。到1992年4月，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更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将人类学包括进来。到1994年6月，“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成立，办有《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第二年7月，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研究会成立，编印《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民俗学和民族学也容纳进来。 R2~7ch5-2vP2:2T

3.北大社会学教育传统的恢复重建 H,~1nG7=5Mz1+3A

和社会学重建与补课相应的是社会学教育的建设工作。在教学工作上，此一时期社会学系成果斐然，陆续出版了多本教材，其中较为著名的比如王思斌的《社会学教程》、卢淑华的《社会统计学》等等。在社会学理论方面，由于与国外隔绝已久，恢复重建初期国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主要依靠西方学者的介绍。从90年代开始，杨善华、谢立中等有感于此，带领年轻学生重读社会学原著经典，先后出版《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杨善华主编，1999年）；《西方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谢立中主编，上2005年，下2006年），加快了国内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同时，新一代社会学家也逐渐成长起来。90年代比较著名的成果如1994年3月，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2000年更是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成果，影响力较大的如马戎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王汉生、杨善华、王思斌等关于乡镇精英的研究、张静关于土地和政治问题的研究等等。 B,=5pN,-6Jx2!5c

此外，社会学系的学生也积极参与各种学生活动和调研活动。1985年起社会学系每年都会出内部刊物《社会研究》，得到院系的大力支持。系里也大力提携青年才俊，雷洁琼教授还捐款一万人民币设立了严景耀奖学金。学生活动之外，社会调查亦是社会学系的特色之一。通过社会调查来培育基本的社会学研究能力也是北大社会学重要的教育内容。此一时期，北大社会学系学生积极参与了各种社会调查，其中极为重要的是第三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z9;4Sq7!9pb4:1x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简称无、保调查）始于1929-1930年，由陈翰笙发起组织，后在1958年、1987年和1998年又先后进行3次（详见系史第三阶段）。第三次无、保调查起于1986年，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提出，由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合作筹备，白南生、李炳俊等负责，调查人员则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大学、清苑县委农工部等单位人员和学生。这次调查距离上一次无-保调查这近30年之久。调查参与者的知识背景主要是社会学而非经济学, 调查内容的设计也明显偏重于社会学调查。本次调查还使用了计算机处理调查数据, 并且把保存的以前户调查的部分资料录入了计算机, 初步建立起历次调查的户经济资料电脑数据库。调查者依据调查材料著有《中国农村六十年: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q3=8Ed7?1tS1?9m

4.新世纪北大社会学的发展 o1?7Zz,.9cu1!,F

尽管北大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所的工作方向有所差别，但相似之处亦很多，在费孝通等的支持下,两个机构最终在世纪之交合二为一。2000年6月，北京大学正式宣布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打通，保留各自的名称和编制，组建统一的领导班子。同年，依托两个单位的研究力量组建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随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恢复重建初期培养的新一代的社会学家已经成为绝对主力，并陆续有更多的国内外学者加盟。在社会工作专业上，也取得很大成绩，2007年，在香港利丰集团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筹建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王思斌和阮曾媛琪任中心主任。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我国设立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成为首批获准招收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单位之一。至此，北京大学社会学正式发展为包含社会学、人类学、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等各个方向为一体的综合学术科研机构。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也逐渐开花结果，力图在继承国内外各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社会学的真正复兴。 d6+5OY9+8pH9!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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